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让消失的“贵族”再次登上中国银幕 许鞍华错会了张爱玲

2021-10-29 08:50:13来源:北京日报  

感觉许鞍华想把《第一炉香》做成一道徽派臭鳜鱼,闻起来臭吃起来香那种,可惜一步错步步错,任凭她如何烹调,通盘都散发着一股子浓稠黏腻的腥味。

按理说,许鞍华作为香港新浪潮电影代表,对中国华语电影的贡献有目共睹,去年还获得了第77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终身成就奖,紧接着该出一部佳作才对。这次选取张爱玲成名作《第一炉香》做同题改编,文艺的底色够足,而原著上流社会纸醉金迷的部分,也有商业噱头可作为,可惜这个相去八十载的殖民地迂腐“贵圈”故事,非但没能引发当下人的同情,还令人捏鼻。

早在2005年,盛传冯小刚要拍《贵族》,但放眼望去,哪有贵族,不过是些笑料百出的暴发户而已,这类题材倒是很合冯氏贺岁喜剧的胃口。上世纪初倒是有些商贾名门,或是遗老遗少,可他们的生活早已被时代翻篇,成为张爱玲、白先勇等作家笔下的文字遗产。谢晋导演1989年曾拍摄过一部《最后的贵族》,故事改编自白先勇的小说《谪仙记》,讲述的是几位“贵族”小姐经历时代变革后,在异国他乡的命运沉浮。许鞍华的《第一炉香》,让消失的“贵族”再次登上中国银幕。

严格说,张爱玲笔下的《第一炉香》写的并非贵族,小说中的姑侄原本是破落门第出身,通过交际花的社会身份涉足所谓上流生活。张爱玲甚至不惜笔墨描写了姑妈华贵豪宅里各种饰物的混血与不搭。《第一炉香》里贵族是没有的,“贵圈”倒是从头到尾,豪宅Party一个接着一个。姑妈就像是黑山上的姥姥,以兰若寺为交际场,女主人公葛薇龙和佣人睨儿、睇睇等,则是她勾引男人和驾驭名利的诱饵。然而女学生葛薇龙并非聂小倩,浪荡子乔琪乔更不是宁采臣。张爱玲写的终归不是爱情故事,而是一个读书少女一步步的堕落。如果非要把这个故事和爱情挂靠,那它恰恰也是一个反爱情的故事。

许鞍华的改编有三条路可走。一是参透张爱玲的创作本意,做小说文本的视听翻译者,二是借小说的故事底色,做一个类如《宠儿》的戏剧性故事,三是学人家冯小刚,拍一个反讽或黑色幽默电影。黑色幽默似乎不在许鞍华的创作路径,冯氏喜剧估计她也看不上眼;《宠儿》这类复古戏剧性倒是可以尝试,但在中国市场缺乏土壤。影片更像是在践行小说影像翻译的角色,但不知是许鞍华错会了张爱玲,还是有意为之,小说和电影完全是两个“味”,两种“道”。

影片前一百分钟基本都在小说的故事线上行进,但具体到人物,又哪哪都不似原著。所幸俞飞鸿饰演的姑妈偶尔在线,不时提醒我这是一个和张爱玲有关的故事;可是镜头一交给马思纯和彭于晏,立马就出戏了。把彭于晏饰演的乔琪乔塑造成一股“行走的荷尔蒙”,或说一个功能性渣男也就罢了,把马思纯饰演的葛薇龙拍成了一个平面的、从始至终都没维度变化的人物,那这个故事就失去了灵魂。人物的塑造不是依靠变装和造型来实现的,更应该从纵深的心理维度来架构——从一个涉世未深的女学生到“贵圈”交际花,从一个曾经憧憬爱情的女孩到卖身养夫,这个心理维度就像是钢琴上的按键,每一个时期都有不同的音,中间真的需要把影后级的心理维度激发出来,否则,一开始就是一目了然的假清纯。

更糟糕的是影片镜头散发出来的气质,弥散着一股黏腻之气。如果这是一部揭露“贵圈”虚伪或纸醉金迷的情欲片,这种腥臭可能不会嫌多,但用来塑造一个文学故事,原著所没有的黏腻戏就嫌加得太多了。比如,婚前的乔琪乔从薇龙那下床后,又临幸睨儿;蜜月中,葛薇龙醒来不见乔琪乔,出门寻去,竟见他和比基尼美女从海水里钻出。更画蛇添足的是,影片竟把交易关联的人物统统写到了一条蜜月船上,这种戏剧化未免太过粗陋刻意。此外,导演用了大量镜头来表现女性的情欲——姑妈的干柴烈火,葛薇龙独守空床的躁动,这些镜头是如此言不及义。

这并非是许鞍华第一次改编张爱玲作品,此前还有过《倾城之恋》和《半生缘》,三部张爱玲改编在手,使她成为改编张爱玲最多的导演。许鞍华在发布会上说,这是一个伟大的爱情故事,不知是营销噱头还是由心而发,可人家张爱玲写的明明是人情冷暖和尔虞我诈。女学生和浪荡子这个完全不搭的组合,在浸淫财色的老姑妈的策动下,清醒的堕落和坦荡的无耻最终联姻,这样的故事和伟大爱情有关吗?抱歉,这样的爱情我攀附不起。

批评在线

张爱玲与鲁迅的相通之处

止庵

关于张爱玲,常常见到一种批评:她的作品悲观,没有展现理想,不曾塑造英雄。这种意见,假如不看作价值判断,单就陈述事实而言,本身并不错。但张爱玲为什么这样,这不是简单的“悲观”或“乐观”所能解释的。

我们先来看看张爱玲对待她笔下若干“好人”的态度。这些人物各不相同,都是善良的人,都有一种对于“好”的追求,一种向着“好”的程度不同的发展。但是在张爱玲笔下,所有这些努力都落空了。

张爱玲这种态度,使我联想到文学史上她的一位前辈,就是鲁迅。张爱玲实际上是把鲁迅所用的曲笔,没有写的东西,给写出来了。她是在鲁迅开始的那个方向,又往前走了一步。也就是说,在他们笔下,对于无辜者有特别的态度。这个态度,鲁迅称为“消极”,实际上我们可以说是“彻底”,也就是不留余地,直接把这个人真实的命运给揭示出来。在中国现代其他作家那里,要么是没有想到,要么是想到了,不忍心或者不敢这么写,但是鲁迅和张爱玲写到了。这是两位不同于他人之处。

这样一种写法,我觉得其中包含着两个视点。其一是人间视点,也就是说站在普通人的立场去看。人都有喜怒哀乐,悲欢离合;以此来看待自己或者别人,正是一个人的看法。其一是在这个视点之上,俯看整个人间的视点。是把人类的喜怒哀乐,悲欢离合,整个看在眼里。无论写《明天》的鲁迅,还是张爱玲,都同时拥有这样两个视点。从人间视点出发,他们真实地写出人物的愿望,这时作者完全认同于他们,承认人生的价值;从俯视人间的视点出发,则揭示出这种价值的非终极性。

这样两种视点,可以举中国古代的两本书作代表。《论语》代表了人间视点,那里孔子总站在人的立场考虑问题,总是从人的角度发表议论。《老子》代表了非人间的视点,当说“天地不仁,以万物为刍狗;圣人不仁,以百姓为刍狗”,以及“大道废,有仁义”“大曰逝,逝曰远,远曰返”等时,我们发现,作者是超越于所有这些之上,所指出的是一个事实,而不是一种可能性。我觉得正因为同时拥有这样两种视点,鲁迅也好,张爱玲也好,他们笔下才会出现上述情况,才有这种态度。(牧群)

——止庵:《张爱玲的残酷之美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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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编辑:hnmd00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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