让消失的“贵族”再次登上中国银幕许鞍华错会了张爱玲

2021-10-29 08:50:13来源：北京日报

感觉许鞍华想把《第一炉香》做成一道徽派臭鳜鱼，闻起来臭吃起来香那种，可惜一步错步步错，任凭她如何烹调，通盘都散发着一股子浓稠黏腻的腥味。

按理说，许鞍华作为香港新浪潮电影代表，对中国华语电影的贡献有目共睹，去年还获得了第77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终身成就奖，紧接着该出一部佳作才对。这次选取张爱玲成名作《第一炉香》做同题改编，文艺的底色够足，而原著上流社会纸醉金迷的部分，也有商业噱头可作为，可惜这个相去八十载的殖民地迂腐“贵圈”故事，非但没能引发当下人的同情，还令人捏鼻。

早在2005年，盛传冯小刚要拍《贵族》，但放眼望去，哪有贵族，不过是些笑料百出的暴发户而已，这类题材倒是很合冯氏贺岁喜剧的胃口。上世纪初倒是有些商贾名门，或是遗老遗少，可他们的生活早已被时代翻篇，成为张爱玲、白先勇等作家笔下的文字遗产。谢晋导演1989年曾拍摄过一部《最后的贵族》，故事改编自白先勇的小说《谪仙记》，讲述的是几位“贵族”小姐经历时代变革后，在异国他乡的命运沉浮。许鞍华的《第一炉香》，让消失的“贵族”再次登上中国银幕。

严格说，张爱玲笔下的《第一炉香》写的并非贵族，小说中的姑侄原本是破落门第出身，通过交际花的社会身份涉足所谓上流生活。张爱玲甚至不惜笔墨描写了姑妈华贵豪宅里各种饰物的混血与不搭。《第一炉香》里贵族是没有的，“贵圈”倒是从头到尾，豪宅Party一个接着一个。姑妈就像是黑山上的姥姥，以兰若寺为交际场，女主人公葛薇龙和佣人睨儿、睇睇等，则是她勾引男人和驾驭名利的诱饵。然而女学生葛薇龙并非聂小倩，浪荡子乔琪乔更不是宁采臣。张爱玲写的终归不是爱情故事，而是一个读书少女一步步的堕落。如果非要把这个故事和爱情挂靠，那它恰恰也是一个反爱情的故事。

许鞍华的改编有三条路可走。一是参透张爱玲的创作本意，做小说文本的视听翻译者，二是借小说的故事底色，做一个类如《宠儿》的戏剧性故事，三是学人家冯小刚，拍一个反讽或黑色幽默电影。黑色幽默似乎不在许鞍华的创作路径，冯氏喜剧估计她也看不上眼;《宠儿》这类复古戏剧性倒是可以尝试，但在中国市场缺乏土壤。影片更像是在践行小说影像翻译的角色，但不知是许鞍华错会了张爱玲，还是有意为之，小说和电影完全是两个“味”，两种“道”。

影片前一百分钟基本都在小说的故事线上行进，但具体到人物，又哪哪都不似原著。所幸俞飞鸿饰演的姑妈偶尔在线，不时提醒我这是一个和张爱玲有关的故事;可是镜头一交给马思纯和彭于晏，立马就出戏了。把彭于晏饰演的乔琪乔塑造成一股“行走的荷尔蒙”，或说一个功能性渣男也就罢了，把马思纯饰演的葛薇龙拍成了一个平面的、从始至终都没维度变化的人物，那这个故事就失去了灵魂。人物的塑造不是依靠变装和造型来实现的，更应该从纵深的心理维度来架构——从一个涉世未深的女学生到“贵圈”交际花，从一个曾经憧憬爱情的女孩到卖身养夫，这个心理维度就像是钢琴上的按键，每一个时期都有不同的音，中间真的需要把影后级的心理维度激发出来，否则，一开始就是一目了然的假清纯。

更糟糕的是影片镜头散发出来的气质，弥散着一股黏腻之气。如果这是一部揭露“贵圈”虚伪或纸醉金迷的情欲片，这种腥臭可能不会嫌多，但用来塑造一个文学故事，原著所没有的黏腻戏就嫌加得太多了。比如，婚前的乔琪乔从薇龙那下床后，又临幸睨儿;蜜月中，葛薇龙醒来不见乔琪乔，出门寻去，竟见他和比基尼美女从海水里钻出。更画蛇添足的是，影片竟把交易关联的人物统统写到了一条蜜月船上，这种戏剧化未免太过粗陋刻意。此外，导演用了大量镜头来表现女性的情欲——姑妈的干柴烈火，葛薇龙独守空床的躁动，这些镜头是如此言不及义。

这并非是许鞍华第一次改编张爱玲作品，此前还有过《倾城之恋》和《半生缘》，三部张爱玲改编在手，使她成为改编张爱玲最多的导演。许鞍华在发布会上说，这是一个伟大的爱情故事，不知是营销噱头还是由心而发，可人家张爱玲写的明明是人情冷暖和尔虞我诈。女学生和浪荡子这个完全不搭的组合，在浸淫财色的老姑妈的策动下，清醒的堕落和坦荡的无耻最终联姻，这样的故事和伟大爱情有关吗?抱歉，这样的爱情我攀附不起。

批评在线

张爱玲与鲁迅的相通之处

止庵

关于张爱玲，常常见到一种批评：她的作品悲观，没有展现理想，不曾塑造英雄。这种意见，假如不看作价值判断，单就陈述事实而言，本身并不错。但张爱玲为什么这样，这不是简单的“悲观”或“乐观”所能解释的。

我们先来看看张爱玲对待她笔下若干“好人”的态度。这些人物各不相同，都是善良的人，都有一种对于“好”的追求，一种向着“好”的程度不同的发展。但是在张爱玲笔下，所有这些努力都落空了。

张爱玲这种态度，使我联想到文学史上她的一位前辈，就是鲁迅。张爱玲实际上是把鲁迅所用的曲笔，没有写的东西，给写出来了。她是在鲁迅开始的那个方向，又往前走了一步。也就是说，在他们笔下，对于无辜者有特别的态度。这个态度，鲁迅称为“消极”，实际上我们可以说是“彻底”，也就是不留余地，直接把这个人真实的命运给揭示出来。在中国现代其他作家那里，要么是没有想到，要么是想到了，不忍心或者不敢这么写，但是鲁迅和张爱玲写到了。这是两位不同于他人之处。

这样一种写法，我觉得其中包含着两个视点。其一是人间视点，也就是说站在普通人的立场去看。人都有喜怒哀乐，悲欢离合;以此来看待自己或者别人，正是一个人的看法。其一是在这个视点之上，俯看整个人间的视点。是把人类的喜怒哀乐，悲欢离合，整个看在眼里。无论写《明天》的鲁迅，还是张爱玲，都同时拥有这样两个视点。从人间视点出发，他们真实地写出人物的愿望，这时作者完全认同于他们，承认人生的价值;从俯视人间的视点出发，则揭示出这种价值的非终极性。

这样两种视点，可以举中国古代的两本书作代表。《论语》代表了人间视点，那里孔子总站在人的立场考虑问题，总是从人的角度发表议论。《老子》代表了非人间的视点，当说“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;圣人不仁，以百姓为刍狗”，以及“大道废，有仁义”“大曰逝，逝曰远，远曰返”等时，我们发现，作者是超越于所有这些之上，所指出的是一个事实，而不是一种可能性。我觉得正因为同时拥有这样两种视点，鲁迅也好，张爱玲也好，他们笔下才会出现上述情况，才有这种态度。(牧群)

——止庵：《张爱玲的残酷之美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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